施议对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名家讲坛”第六讲

   2017年11月3日晚间，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举办第六场“名家讲坛”，特邀澳门大学的施议对教授主讲《天分与学力：诗词欣赏及写作》。施教授先后师从夏承焘、吴世昌等词学大师专攻词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等。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大学兼职教授等。出版著作有《宋词正体》、《今词达变》、《词法解赏》、《李清照全阅读》、《人间词话译注》、《当代词综》、《施议对词学论集》等，所著《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被学界誉为“近百年来词学集成之作”。

   主持人朱崇科教授开场介绍过后，讲座正式开始。施教授的演讲从诗词发展及现状谈起，进而论述了诗词欣赏的经验以及怎样发掘先天禀赋并结合后天努力来提高诗词涵养。“三个问题，在人天之间。目的在于：把握自己的位置，明确重负，知道如何面对。”

   一、诗词发展及现状的分析与判断

   （一）第一个六十年（1916—1976），新诗时运不好。1916年，新诗出现，宣告旧诗死亡。施教授从陈衡哲《咏月》与胡适《寄陈衡哲女士》讲起，他认为胡适的诗从词中来，以填词的方法来写新诗。俞平伯曾回应新诗反对者，“我们是个现代的人做现代的诗，不论好坏，总没有甚么不可。”然而，新诗却面临困惑。毛主席讲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新诗不成功的原因，一是找不到合适的形式，二是找不到自己的来源。

   （二）第二个六十年（1976—2036），文风问题，不知道如何站队。政治上有两个凡是，诗词界也有两个凡是：（1）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会写诗词；（2）凡是平反昭雪都要发表诗词。在这种形势下，赵朴初的《贺新郎》与赵树理的《金缕曲》有基本相同的趋向，微小区别只在于“处处红旗赶大寨”、“处处雄心超大寨”等。诗词带上意识形态的东西好不好呢？这些值得思考。对于“学诗与立言”问题，自古以来，学诗就是为着立言。学诗的人对于诗，一早也就并不怎么恭敬。

   （三）当下的状况及忧虑。现在全国写作诗词的有几百万，写诗的人多于读诗的人多。将来，诗集词集，越出越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恐怕损害诗体。因爲，诗多好少，鱼龙混杂，败坏了诗词的名誉。学诗的忧虑：声学与艳科，显学与绝学。二十世纪词学创造期，学界两面旗帜：一是王国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二是吴梅的“音理不传，字格俱在”。二十世纪词学蜕变期，学界两面旗帜：一是叶嘉莹，讲究风格与风格美（感发联想）；二是邱世友，讲究声律与声律美（四声阴阳）。          

   二、诗词涵养及潜力的检验与评估

   （一）姜亮夫的终宵抉择

   姜亮夫因“理多于情”而放弃写诗，改为从事学术。

   （二）夏承焘的三个圆圈

   夏承焘十四岁作《如梦令》，当时的国文教师张慕骞，于最末三句，画了三个圆圈。以爲：似，作得。三个圆圈，决定终生。夏氏终于成为一代词宗。

   （三）刘永济的壮岁沉思

   刘永济壮岁游沪滨，偶以所作《浣溪沙》请益况周颐。况喜曰：“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令其暗自欣喜，以为可以作词。

  三、诗词涵养及潜力的增添与发掘

   施教授指出言诗的资格要懂得联想。“天份稍次，学而能之。反之，则须敛才就范。”他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提炼出言诗资格，即“告诸往而知来者”。世间万物可以概括为“此物”与“彼物”。成诗的条件，“二物并可以联想”。从雪花到梨花，因为最后一句而成为诗（一片二片三四片，三片四片五六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梨花都不见）。施教授例举郑嫦娥的《榴花》，“昨夜榴花初着雨，轻盈一朵娇无语。天涯可有解花人，莫负芳心千万缕。”这首诗与琼瑶的《榴花》及唐寅的《妒花歌》相关联。

   最后，施教授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测试。“一枝□（才、未、已、初）发□□（正逢、未逢、不胜、能胜）春，欲写香笺笔□（已、正、未、才）匀。”其中，“初发”、“不胜”、“未匀”的用词更佳，而审美取向不同，则用词有别。诗词的欣赏与写作，如果从声音的角度来做依旧有很多题目可做，而且只有从声音的角度来做才能得到真传。

   问答环节

   1.今人写诗词是给今人看的，那么今人往往也是用普通话去读诗词。比如一首不符合古代韵律的诗词，我们用普通话去读，音律也是非常和谐的，那么古韵律对今人诗词创作的作用是否没有那么大呢？施教授回应：守律与否的问题随时代发展会不断变化。声音是会变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古音？这个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什么都可以做，另一方面就是做严格的古本，但是学习阶段还是要严格一点。对于语文跟韵文的区别问题，在台湾用语文方法解释诗词更加流行。例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站在语文的角度，就会关注“荇菜”的词义解释；而站在韵文的角度，就会关注“参差”与“左右”的联系。台湾一篇硕士论文分析唐五代词的用语，内地也有学者提出用语文的统计来代替韵文。所以，用韵也属于语文范畴。

   2．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古诗很美是由于它的自然意象，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人若在诗词中采用自然意象，一方面可能无法超越古人；另一方面可能显得非常生硬。那么，今人作诗是否应该更多地采用现代的意象？若是，我们应如何采用？施教授指出，我们最好采用千古不变的意象。余光中的《乡愁》，在当时为大众喜爱，但当今不再讲，因为意象已经过时；而“你像是一朵云，投映在我的波心。” 其中的“云”便是千古不变的意象。

   3.当诗中有多个意象时，我们应如何辨别“二物”？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施教授认为诗中不单单有一组二物，例如李白《将进酒》。他还例举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中的故乡与他乡便是“二物”，它们互相矛盾、互相依赖。儿童为一个中介物与催化剂，那么儿童与他乡、故乡便形成一个三角形。这就是采用西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分析方法。唐诗的主题是“故乡”与“他乡”，宋诗的主题是“永恒”与“瞬间”。在判断二物的时候需要从诗歌本身的思想内容去分析。

   4.叶嘉莹的“风格与风格美”是否与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否可以理解为形式上也存在韵律美？如果是的话，这与“声律与声律美”是否有重叠？施教授讲到，这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不应该重叠。风格美与音律美本不该分开，讲风格美容易些，讲音律美麻烦一点。希望大家像邱世友一样关注音律研究。

   5．朱崇科老师认为施教授今晚讲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词学声律方面，诗词的音律问题很重要却被忽视；二是谈到新诗起源。其实现代小说的起源是陈衡哲女士，但我们都称鲁迅为现代小说之父，原因有二：其一，陈衡哲的小说只在美国小范围内有影响，跟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很大差别；其二，现代性弱。从胡适新诗可看出，其水准虽不高，但内涵的现代性不容忽视。那么应该从哪个角度判断新诗的起源呢？施教授讲到，旧诗与新诗缺乏交流，胡适的诗也是多方不讨好。我们比较忽视现代性这一方面，以后会加强二者的交流。

   6.姚鹏举老师问到，“艳科与声学要如何沟通起来？”施教授指出，每个时期的词人都走这条路。民国时期，有的将词学与填词分开。叶嘉莹的诗词很好，但是不太讲平仄。相比，邱世友的这方面研究做得比较好。